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少年时的刘尚希对这个世界有过很多疑问：地球会不会爆炸？人类会不会毁灭？世界为什么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怎么联系的……他尤其对什么是“规律”着迷。

　　16岁那年，考上大学的刘尚希“阴差阳错”进了财政专业。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对“财政”的全部想象也跳脱不出“会计”这一形象，“当时很多人认为，财政就是打算盘的”，连学校的财政专业课大部分也是会计课。但学得越久、研究得越深，刘尚希越能感受到财政理论的复杂性、综合性，以及财政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

　　他一直都在真实世界中去寻找种种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那幢灰白的大楼里，他写下过《公共风险论》《大国财政》《中国：城镇化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挑战》，以及新中国7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起起伏伏。

　　刘尚希身上的头衔很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受邀在教育、卫生、环境、商务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研究财政，不是只在财政的一亩三分地转圈”。

　　他被称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探索者”。如今，进入人生的第58个年头，刘尚希还在努力探寻财政之于国家治理的奥秘，希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抓住些什么。

　　“志向定，而乐趣生”

　　入选《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时，刘尚希25岁，正在攻读博士。这本辞典是当时权威的经济学学者名录，全书收录了3309人，分政经、外国经济、财经等18学科,介绍了我国成就卓著的经济学者。

　　那时，他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提出的“分配预期”理念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我国的不少商品仍存在短缺，尤其是糖、棉、烟等几种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在对短缺现象的调研过程中，刘尚希把目光聚焦在了“分配”上，对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

　　一些观点到今天看仍历久弥新。比如“大家首先要有预期，有明确的预期，人们才会努力生产”等。刘尚希研究问题有个习惯，不崇拜权威理论或观点，只相信从现实出发、深入调研中得来的结论。突破传统理论容易引起争议，他就反复和学者们争论，“墨守成规，不独立思考，哪来的创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在广西调研糖业时，跑了大半个广西，乡干部骑自行车驮着他到田间地头，走访农户，一笔笔记清楚蔗糖生产全流程的成本和收益，探讨全过程的收益分配是否合理。后来，调研烟、棉花时也是用的“脚下功夫”。

　　这些经历不但形成了刘尚希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同时也使分配问题成为他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刘尚希的博士论文《收入分配循环论》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着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规，从流量与存量循环的角度构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他发现：流量分配在长期趋势上决定于存量分配。该论文于1995年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曾有后辈问过刘尚希为什么会选择财政专业？他说，从喜欢琢磨到进入研究，到后来成为职业、成为一个研究人员，是自己没有预料到的，“这也许与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信念有关”。

　　进入大学，刘尚希才算开了眼界，知道知识是分科的。上的是财政专业，学到一些专业知识，有了一些知识背景，开始搞调查、写论文，尝试搞研究。上研究生之后，撰写论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至此，探寻人类生活中不曾触及的“底片”，也就成为刘尚希的志向，“志向定，而乐趣生”。

　　“研究要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

　　在常人眼中，早期的农村生活会给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之处，但刘尚希却十分怀念自己的少年时期――这为他一生勤勉扎实治学打下了基础。

　　刘尚希的一大爱好是喜欢琢磨。他常提起的一个故事是：小时候，有一天晚上思绪乱飞，想着想着，想到地球爆炸之后人类灰飞烟灭的情境，竟然泪流满面，连枕头也打湿了。现在提起这段往事，他仍觉得有趣，“那时就有无限的想象力”，凭借这样的想象力，也使他逐渐养成了喜欢追根溯源的习惯。

　　由于农村条件有限，刘尚希少年时代可读的书很少，进入大学后，他开始疯狂读书，什么类别都读，“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尤其是哲学，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对究竟什么是“规律”很着迷，他说，“研究要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学科研究领域的分支日益细化，但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由此，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产生并逐渐流行。

　　为了了解经济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大学时期，刘尚希痴迷于研究“三论”。读大三时，他在一家造纸厂实习后撰写的报告就运用了信息论分析方法，从流动资金运行反映的信息来观察工厂的整体运营情况。

　　他还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财政风险理论的学者，而这是受量子力学的影响。“经典力学是以世界是确定性的认知为前提的，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这就颠覆了传统的哲学认知”。

　　当时他考虑的是：既然世界是不确定的，那就相当于整个人类都生活在风险中，所谓的公共产品不过是应对公共风险的产物，各种显性的制度规则和隐性的道德规范也不例外。

　　上世纪末，财政风险这一概念在我国还未被提起。当时一般的看法是，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实行的社会产品分配，不会发生什么风险。而现在，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各种公共风险都已成为共识，刘尚希运用这一理论，撰写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著、论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形成了推动改革以及防范重大风险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他的一位学生后来做公共风险方面的研究，发现刘尚希在1999年就发表了《论公共风险》一文。

　　刘尚希打了一个比方：公共产品像一个瓶子，瓶子里装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就是公共风险。瓶子完好时，风险被束缚住了，大家对其就视而不见，但瓶子一旦破碎，魔鬼就出来了。

　　这些年，刘尚希注重从不确定性出发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对风险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现在，他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风险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18年时，他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中国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应对风险。“财政之所以要改革，意味着在那个阶段整个社会面临相应的公共风险”，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刘尚希在公开场合频频谈到“治理风险”的重要性。他说，大国治理需要大国财政思维，大国财政需为有效实现大国治理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上升到为全球治理发挥世界性作用，成为撬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杠杆。“这是时势赋予我们的责任。”

　　总结自己对风险治理的建议时，刘尚希化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大国伐谋。

　　“财政是观察人类社会变迁的那条板凳”

　　在刘尚希眼里，研究财政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因为要想了解人类社会演进，如制度变迁、政治嬗变、经济发展、民主法治等，财政是一个最佳的观察位置。

　　通过财政，他观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备受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的观点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2005年，刘尚希到陕西几个贫困县调研，当地干部向他诉苦：作为西安的水源地，当地很多工业不能做，财政有困难，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刘尚希问，如果当地所有税收全留给地方够不够，他们说也不够。“我问他也是在问自己，那时就意识到对缺乏税源的欠发达地区，这一原则如同水中望月。”之后，刘尚希提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原则。

　　刘尚希一直觉得，人类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财政史。站在财政这个支点上来观察人类社会，有比其他位置更多的优势，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刘尚希希望社会能跳出部门思维，真正理解财政的重要性，“财政就像房子的地基一样，影响的不是国家治理效能大小，而是有和无的问题。社会的很多基础性问题其实都是财政问题。”

　　他谈到城乡二元制结构的现实，为什么当年要把农民集中在集体经济里头，因为农业要支持工业建设，要积累工业资金；谈到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强调国民能力普遍提升，因为要融合效率与公平……“这些归根结底还是财政的约束性问题”。

　　他想起少年时期看电影的经历，个子虽小，但在人头攒动的缝隙之中，只要找到一个板凳往上一站，电影画面就尽收眼底。“我觉得，财政就是观察人类社会变迁的那条板凳”，刘尚希说，财政的一收一支，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牵扯，也是人类价值观的映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一想到这些，研究财政，就不再是一堆枯燥的数字，而是令人激动地等待揭开的社会奥秘，好比看一部武侠小说，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社会的奥秘像是一个顽皮的小孩，总是躲着你”。他说，正如量子力学所揭示的测不准原理，在由人类活动组成的社会中照样发挥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无止境地寻求，就像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研究的乐趣，也就在其中。

　　当然，刘尚希在治学上也有烦恼甚至担忧的时候。这些年，他带了不少学生，学生的阅历、知识都比过去的学生强，但对于研究却有些“浅尝辄止”；放眼学界，他感慨“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太少了！”

　　因为论文发表的需要以及一些客观情况，不少人都在研究西方杂志的喜好，跟随西方的财政理论做研究，“但再前沿的跟随仍是跟随”。刘尚希一直都在探索、思考财政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确定性作用，他希望年轻一代能继续下去，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这需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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