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发布《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给年前最后几天欢快的摸鱼生活带来了充实的谈资。

报告显示，我国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而1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5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3%，比上年同期高2个百分点。

在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不断降低的大趋势下，居民存款却大幅度增加，引发了关注。

随着全民本科率突破4%，现代经济学教材上过度储蓄的负面影响，逐渐盖过了公众过去对“勤俭节约”等传统的自豪，成为定期触动社会神经的话题。

而在央行报告之后，后浪研究所一份所谓“90后报复性存款”的研究，又在微博精心挑选下，上了热搜，并且以“90后也开始报复性存钱 ，专家急了”这一极具情绪性的标题放在了搜索页面的最前列，果然收获了大量流量。

报道称，存钱的90后占比达到41.7%，95后也达到了40.6%，而且有3成90后会存月收入的50%以上。过去消费陷阱的主要填充物，如今成了节俭楷模。

话题很快延伸到了对社会消费以及经济发展的担忧，也有人借题发挥，吐槽“穷”的有之，怒骂“内卷”的有之，还有人就“贫富分化”等敏感话题进一步发挥了联想，抒发了忿怒。

1、一离婚，就有钱?

和现代经济理论和舆论对高储蓄的普遍负面看法不同，如果把新冠疫情前近10年一些主要城市的经济数据拉一张清单，会发现发展热度最高的城市，往往也是居民储蓄增长最快的地方。

例如被誉为“最强风投”，押中京东方，赌对蔚来，如今又适时转型芯片、航天，经济高速腾飞的合肥，堪称地域经济发展的典范。

但其居民储蓄余额，从2010年的1233.73亿元增长到4667.22亿元，增幅高达278.3%，在35个主要城市中一枝独秀。

而重庆、成都、贵阳这几座城市，也是近年来媒体网络上城市发展的模范案例，而它们也分别以205.8%、193.8%、190.6%的高增速积累着居民储蓄，远高于全国平均值168.5%。

这显然和微博热搜塑造的悲观基调相反。

更有意思的是，在搜集城市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另一个非常容易触动社会神经的数据，也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异常，那就是

——离婚率。

因为有不少城市统计局或民政局并不公布当地婚姻登记数据，因此我们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统计了近20年各地的粗离婚率(当年离婚对数/当年常住人口，未公布常住人口数据省份以户籍人口代替，不严谨但可供参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中国有470.07万对夫妻离婚，占总人口的0.34%，近10年离婚率增幅为68.11%。

以这个作为判断区域离婚率高低的标准，可以看到，这些存钱盛行的地方，要么离婚率也高，要么对婚姻的忠诚度正在急速下降。

以合肥所在的安徽为例，其粗离婚率10年间增长了143.79%，从0.17%提高到0.42%，如今已经位居全国前列。

贵阳所在的贵州，粗离婚率10年增速188.66%，冠绝全国，如今已经来到0.37%。

重庆则出现了小小的例外——其离婚率增速并不高，只有34.47%。不过，这当中并没有什么特异原因，主要是因为重庆家庭消失得更早，早到在2005年就出现了0.20%的粗离婚率，5年后达到了0.33%，2019年冲到了0.44%。

要么是离婚率增加飞快，要么是离婚率高得离谱。

那么，为什么这些热点地方的高储蓄会伴随着高离婚率或高离婚率增速?

又为什么，高储蓄和高离婚率这种被中国社会普遍排斥和抱怨的因素，没有影响这些地方的发展?

2、幸福的烦恼

事实上，中国民众有资格抱怨高储蓄和高离婚率，只不过是这十几年才出现的事。

不过，如果说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奇特的因果联系，那恐怕是没有的。

2个数据之所以呈现相似的规律，源于其一个共同的本质原因——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高储蓄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结果。在这之前的农业社会，中国人空有思想上的储蓄冲动，却几乎没有现实的余钱剩米可供储存。

只有大工业生产的巨大生产力下，只要财富和阶级分化不是太严重，普通人也能充实自己的银行账户。

目前能被认定为“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平均储蓄率在30%左右，从长期数据来看，中国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达到这个水平，随后就一脚踏进了高速发展的大门，带来了居民储蓄的稳定提升。

上述的合肥、贵阳、重庆们，正是历史规律的现实例证。

而在另一边，快速工业化是婚姻的杀手。

工业化下机械力的应用，首先弱化了男女之间在生产力上的差距。在这种差距上形成的家庭分工——男性提供主要劳动力，女性提供生育资源——也随之瓦解。

而且在现代社会，生育越发成为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劳动的阻碍;而在女性的抵制和观念进步下，男性也逐渐摆脱对“传宗接代”的动物性本能的追求，家庭的意义随之丧失。

纵观历史，横看全球，经历过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几乎没有离婚率不低的;而这些年发展中国家的模范，通常也伴随着离婚率的升高。

显然，对高储蓄和高离婚率的担忧，只是中国社会这十几年才有的特权，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不过反过来，高储蓄和高离婚率，又不一定代表区域的高增长。

在居民储蓄增长排名中，高储蓄率的城市实际上有3种。

首先储蓄增长快的，GDP增长也快，代表是合肥、重庆、长沙、南宁的，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潜力无限的希望之星。

其次是储蓄率不低，但GDP增长更快的，其中典型是贵阳、昆明、武汉等。

这类城市依靠政策性扶持大项目的集中性投入，提高了GDP，但没能通过迅速改变区域产业结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导致储蓄增长没跟上。不太健康，但仍在发展。

但是还有一类，代表是东北的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北方的济南、天津和石家庄，也就是近年舆论中“衰落”城市的典型。

这类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作为曾经的发达工业城市或者区域工业中心，其GDP增速落后于平均水平，出现了增长停滞乃至衰退的情况。

也只有这种，可以作为高储蓄种种不良后果的印证。

同时，横览高离婚率或离婚率快速增长的地区，也存在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安徽、江西、福建这样经济增长迅猛的，而另一边，东北和部分北方省份再次出现在了榜单上。

所以高离婚率和高储蓄的出现，可能对应两种情况：

一种是发展起步较晚，但正在高速工业化的地方，另一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但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停滞或衰退的地区。

所以也不必对这2个现象口诛笔伐、借题发挥，毕竟从国内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的区域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来看，它们的出现也许并非是件坏事。

3、坏事?好事?

对于高储蓄和高离婚率的负面影响，相信财经媒体已经对公众进行了足够多的说教，这里就来谈谈好的方面。

从本质上说，中国采用的后发国家快速工业化模式，也就是俗称“东亚模式”，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依靠充分掠夺外部资源，推动国内产业循序渐进发展。

其主要特点在于通过政策强制力一定程度扭曲市场，集中有限的内部资源推动部分工业部门超前发展，并以此为突破口，带动相关产业集群的扩张。

这种模式下，绝大部分资源都要么投入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上，要么投入在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工业产品上，抑制了本土消费市场的发展，其必然结果就是居民部门的高储蓄。

反过来，高储蓄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工业投资，为重点产业的发展预备了充足的弹药，保证了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快速发展。

不仅是中国，采用东亚模式的日本、韩国，在其快速工业化阶段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是在1952-1973年，其平均总储蓄率保持在34%的高位，且在末期达到了40%，而其投资率(资本形成率)连续20多年保持在30%以上。

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是从1962年到1992年，在此期间，韩国储蓄率节节攀升，从1962年的3.2%上升到1988年的40%，而投资率也基本在30%的高位运行，1991年甚至达到了39%。

都是在这个阶段，日、韩两国完成了目前其强势产业的重点突破，也实现了在全球产业链条上的地位跃升。

换句话说，如果部分地区有着雄心壮志，意图通过部分工业部门的超前发展，在区域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高储蓄并非是件坏事。

至于离婚率，很难观察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直接的正面效益，但一些数据或许能提供间接支持。

比如说在高等教育阶段，女性表现似乎优于男生。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显示：到了202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已经达到50.9%;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分别为51.0%和58.0%。

而如果能将这些女性人才从家庭单位中解放出去，投入社会劳动，对于经济发展显然会产生不小的正面效果。

此外，在今年发布于《商业经济研究》的文章《新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家庭婚姻状态变化对消费的溢出效应分析》中，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离婚率提高虽然对消费会产生抑制作用，但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这对于部分希望消费升级的地区或许有参考意义。

前瞻经济学人APP产业观察组

更多行业研究分析详见：

【1】《2022-2027年中国产业金融服务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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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过去10年全国主要城市居民储蓄&GDP变化对比：更真实的南北差异》，客居世间

【2】《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结果》，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3】《新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家庭婚姻状态变化对消费的溢出效应分析》，罗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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